只有旅行和藝術可以自己決定

機場通常是台灣旅行者和每個國家的第一個接觸點。我們自曼谷轉機搭乘烏茲別克航空，在深夜約一點鐘抵達塔什干(Tashkent)。別以為午夜時分，機場該是寧靜而人煙稀少，此刻反而是中亞空運樞紐塔什干機場流量的高點之一，正有許多班機起降，要將旅客轉泊至中亞其他地區、俄羅斯、西亞和歐洲。

下了飛機聽不懂工作人員在指示些什麼，我們跟著人群進到一個休息區域。不料一開始就走錯地方，我們該到入境大樓而非轉機區。等地勤工作人員消化掉轉機旅客後，才有航警還算客氣地把我們帶到入境證照審查區。進入另個大廳，遠遠看到六、七個移民局櫃台，但沒太多旅客在那等待，我們鬆口氣，心想一切應該還算順利，很快就可check-in進飯店好好休息一下。

當時樂觀的我們其實不知烏茲別克式的混亂即使來臨。

辦理簽證的官員，臉孔長得像溜冰好手Alexei Yagudin，但叼著煙，三顆扣子不扣，很豪氣地開著襯衫的領子，沒有刁難也沒有詢問，悠閒輕鬆地辦著我們的落地簽，辦完還若無其事地多收了辦證費。

就當我們拿著簽證還在檢查研究相關文件和移民局窗口標示時，剛下飛機的乘客黑壓壓地瀉上 (一眼望去黑髮、黑皮衣居多，大家都是濃眉加上又長又濃又黑的眼睫毛)，毫無系統、毫無秩序可言。唯一的規則就是若無其事地擠、插隊、卡位，小小一平方公尺裡可以擠著六到九個人。整個排隊過程讓人不舒服也不解，擠來擠去讓隊伍看起來短一點並不會讓作業時間縮短。擠就算了，插隊行為就顯得討厭。這時沒辦法拿出禮貌，我不得不架起拐子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僅管這些人插隊沒秩序成性，大家倒很有默契，一定是若無其事貌，沒有因為積極的插隊行為大動肝火。慣用的伎倆之一是，假裝要去前面看看狀況，然後自然而然地站到容易讓他「看清楚狀況」的位置；不然就是有點無奈的樣子，好像在說「不好意思，後面的人一直往前擠」；移動中、等待中，總習慣性地要把一隻腳、一個肩膀或一隻手插進前面人群的空隙，自以為不著痕跡慢慢進入人與人間的一個個空隙，以鋸齒狀在隊伍中移動。

和這麼多中亞人 (其實還分不出烏茲別克、哈薩克、塔吉克人等等的差異)擠在一起、靠那麼近，老實講頗不自在，尤其總要承受那種好奇打量的眼光 (很多人大概也第一次看到「東亞人」)。不過他們總是笑笑和善地用很癟腳的英文問我們從哪裡來。每當廣播用烏茲別克語及俄語宣布事情時，他們還熱心地比手劃腳地叫我們要換地方排隊之類的。

真正過關時很順利，官員確認一下是那個首都在台北的台灣 (Taiwan)後，就蓋章通過。好不容易過了移民局，下一個排隊地獄是海關。這次很快使出防插隊的架勢，用行李和隊形防堵後面一直蠢蠢欲動的中亞朋友們。正以為一切都進入狀況時，穿著西裝、帶著工作牌、有模有樣的官員伸手一擋，就把推滿行李的推車插進來，尾隨著另一群有頭有臉的人，他們面露等待的些許不耐，但官員仍好聲好氣地幫忙他們打點。想當年我們到突尼西亞時，導遊也是帶著類似的特權讓我們快速通關，現在只能惋歎沒有有力人士或local導遊不夠有力。

等待又等待，但我們還算都被好好對待地一路拿到簽證、過移民局、過海關，一點也沒被刁難，也沒人口出惡言。終於正式踏進烏茲別克的國土，飯店check in時間，清晨四點半。

隔幾天我們要搭乘國內線班機從塔什干飛到Urganch (從這裡再坐車去希瓦Khiva)。有了第一天的教訓和學習，我們已經磨拳擦掌準備好來面對烏茲別克這種「無秩序的秩序」。不過情況大不相同，因為準時check-in的乘客大多是觀光客，有幾團義大利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大家提早到達，坐著等候登機指示。安全檢查和登機時，我們這些「外國人」再自然也不過地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一排的方式等待。等待間，隱約感覺到大家心中的舒暢和輕鬆，以及藏在嘴角裡的會心微笑。

可是這種秩序在進了機艙後又被打破。明明是劃了位的登機證，空姐一派大方的宣布「隨便坐」，一下有說一下沒說，結果就出現類似要搶位置的緊張狀況，沒聽到「隨便坐」公告的人可能不悅地和坐在「他的位子」的人溝通了起來。這種劃了位卻要求乘客隨便坐的狀況在烏茲別克航空的SOP中倒經常發生，我不懂這背後的邏輯和目的為何。

我想起人類學家研究分析排隊習性如何反應民族性和文明發展的程度。這也反應人性的矛盾，人大多厭惡限制和框架，但大多數的人已習慣生活在制度化的社會裡，他們預期「可預期」的事物，他們因掌握感而覺得安全。當秩序和規則不再存在時反而造成壓力，壓力來自人被迫捍衛自己的權益，或要更主動地爭取自己的權利才行。

面對烏茲別克人特殊的「排隊」方式，我只能說有壓力、不習慣，因為在沒有規則中他們還是有條無形的規則，就是不動怒也不惡言拳腳相向，你插別人隊也要讓別人插，大家互相一下，彼此彼此。找到他們共同同意的模式後，就見怪不怪，偶爾也入境隨俗一下。